以慈悲化解暴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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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丹卻准法師分享,自己出家前後對憤怒的處理,認為憤怒只是表象,真正要解決的是痛苦的根源,慈悲方能化解憤怒、瞋恨,他也走上街參與良性社會運動,保持非暴力立場,讓人看見佛教的慈悲與智慧。

法師出家前或出家學習過程中,曾為什麼事大發雷霆?當時如何解決憤怒的情緒?

當事情沒有按照我的希望進行時,我就會生氣。我的「自我中心思想」總認為我做事的方式是最好的,以及我的看法意見是最正確的……我以前是小學老師,當小學生不聽我的話時,我就會生氣。我的社交習慣是不應該把憤怒顯現出來,所以除非是跟很親密的朋友在一起,才會發洩我的怒氣,否則我就會把憤怒全埋藏在心裡。在認識佛法之前,我沒有任何對治憤怒的方法。

儘管如此,直到出家,我仍然認為自己面對憤怒的情緒沒有太大問題。出家不久,我的上師派我到義大利一所佛法中心當心靈指導協調員,並帶領一群根本不想跟隨一位美國尼師學習的義大利猛男!就在這時,我才覺察了自己對處理憤怒的情緒有問題!每天,我在打坐時依照寂天菩薩《入菩薩行論》第六品〈安忍品〉之中的教義,來逐步削弱我的憤怒。但是,每當我一從蒲團下座後,跟這些男士一起合作時,憤怒又再度生起!要培養對治憤怒的法藥,需要時間和連續不斷地修行。

您曾隨達賴喇嘛等尊貴上師們學習,您觀察他們為何憤怒,又如何處理?

我從沒看過我的上師們發脾氣。話雖如此,我的確見過當他們對弟子的行為不滿時,會以嚴厲的語氣勸諫弟子。他們說話語調有力,面容表情似乎在生氣。顯然地,大家都知道上師對弟子的行為不滿,但是內心是充滿慈悲的。身為弟子,我們都知道上師關心我們,也關心佛法在世間的存在。

達賴喇嘛尊者對接管西藏的共產黨沒有生氣,但是當僧眾行為不端時,他會以強烈的語氣勸諫他們──從他選用的字、語氣,以及臉部表情等都看得出來。但是,我們都知道,達賴喇嘛是為了利益佛教與弟子,才現憤怒相。

我的另一位上師,會以開玩笑的口吻表達他對弟子們行為的不滿。記得有一次,他向一群僧眾及居士開示,居士們聽了他的話後都哈哈大笑;但是出家眾心裡很清楚上師更深一層的含義──上師對我們的行為不滿。

佛教既然主張慈悲為何又會憤怒?「慈悲的憤怒」從何而來?

我們雖然長養慈悲心,但心裡憤怒的習氣很強。因此,除非熟悉對治憤怒的法藥,並在當下運用它們,否則通常會被憤怒牽著走。雖然有些人主張「慈悲的憤怒」,但是我不接受這個概念。「慈悲」與「憤怒」不能同時在心裡存在,這是因為他們看待事情的方式互相矛盾。

以慈悲心為出發點,當看到別人被傷害或社會不公正的情況時,我們可以採取強烈的措詞和行動來協助他們。就如我的上師以慈悲心強烈地指導行為不端的弟子。父母也會以嚴厲的方式指責孩子危險的行為,例如在繁忙馬路中央玩耍等。他們這樣做是出於對孩子的愛與關懷,而不是憤怒。

然而,若隨意生起憤怒,那麼就與做出我們所反對行為的人毫無差別。好多年前,我參與反越戰的遊行示威,在與警察對峙時,我旁邊的一位男生撿起一塊石頭或磚塊,扔向了警察。當時我起了一個念頭:「我們不可以這麼做。」不然,我們生氣,也惹警察生氣。此外,雙方都頑固地認為自己的立場是對的,並對另一方生起瞋恨。在那種情況下,我們和自己所反對者沒兩樣。即便我們是為了善因而示威或談判,還是必須保持情緒安穩,不讓憤怒淹沒。

但是,如果是為了善因而奮鬥,並且能避免他人的痛苦,那麼生氣有錯嗎?除了憤怒產生的惡意、惡語、兩舌,會製造種種惡業外,我們也必須捫心自問:「當我生氣時,即使我認為是『慈悲的憤怒』或『正義的憤怒』,我在當下能清楚地思考嗎?」如果要致力於社會改革,甚至解決複雜的家庭問題,必須具足清楚的思考能力,才能了解多方的觀點。

當我們生氣憤怒時,做得到這點嗎?

以我而言,憤怒覆蓋了我的清明之心,抑制了我與各方溝通的創造性思維,也無法提出應對局面有效的策略。

當社會發生重大事件時,佛教徒總被認為態度冷漠,請問佛教徒該以怎樣的身分或立場回應?

有些佛教徒可能對社會危機漠不關心,認為:「如果社會動亂對我沒有影響,那就可以袖手旁觀。」這是一種以自我中心的態度,不是嗎?也有些佛教徒會這麼想:「我不能生氣,或即使我心裡有憤怒,也不可以表現出來。」然後什麼也不做。這些人要不是缺乏面對困境的知識,要不就是缺乏善巧,所以保持沉默。

但是,如果真正關心受苦的眾生,不可以保持沉默。換句話說,我們不贊成暴力。所以,需要在不受憤怒干擾的同時,讓真實和慈悲的聲音被聽到。

2001年,塔利班宣布他們將炸毀在阿富汗巴米揚的兩尊大佛。其中一尊58公尺高,另一尊38公尺高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(UNESCO)已宣布它們為世界文化遺產。我們身為佛教徒,卻什麼也沒說。因此,這些在三到六世紀間用虔誠雕刻出的佛像就這樣被摧毀了。這不但對佛教而言是極大的損失,對世界人類也是巨大的損失。

1973年,在尚未成為佛教徒時,我曾參觀巴米揚大佛。以個人體驗,這兩尊佛像對於參觀的非佛教徒有著不可思議的影響。為什麼我們阻止佛像被毀的努力那麼微不足道?我們在等什麼國際佛教機構發言嗎?還是認為公開表達言論會讓自己貼上了「壞佛教徒」的標籤?我們對佛法的熱誠,以及想要保護對世界文化有重要意義文物的慈悲心,總可以啟發我們抗拒佛像的摧毀吧!我們可以表揚它們的價值,並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。

我們可能認為,出於害怕名譽掃地或依戀名利而無動於衷,就表示正在調伏憤怒,避免造惡業,這不一定是事實。我們雖然一副彬彬有禮的樣子,但內心可能萬分氣惱。更重要的是要記住,行為所造作的業,取決於動機和發心,而不是所展現的樣貌。

當我們捍衛他人與自己的權利,反對那些使人無法發揮潛能的不公平政策時,必須讓人們聽到我們的聲音。但是,我們各自都得選擇自己的方式去表達心聲——一個適合個人並與自己的貢獻能力相應的方式,去讓人們聽到。

有些人會參加公眾遊行示威,其他人可能會打電話或寫信給其國會或議會代表。有些人會寫信給當地報章的編輯,發起請願書,接受訪問,投稿雜誌,向朋友發表意見等。又有些人通過藝術,譬如製作電影和紀錄片等來教育大眾。其他人會作曲和表演音樂──這種方式在六、七○年代的反越戰運動時很有效。最終,有許多方式讓我們的聲音被聽到。

當然,投票非常重要。因此有些人會努力支持某些候選人當選,或協助他人登記投票,又有些人會競選公職。我們需要大眾踴躍參與良性的社會運動。
面對美國近期延燒的新冠病毒疫情、反種族歧視等社會情勢,乃至反槍枝濫用、#MeToo運動、網路仇恨的現象,您如何看待集體的憤怒?如何不落入暴力、仇恨等情緒,轉化憤怒為利益世界、利益眾生的力量?

在美國的非暴力遊行示威,再次凸顯了少數族裔的結構性種族歧視,以及警察暴力的社會問題。這些和平示威獲得了社會許多階層前所未有的支持。
在這些遊行示威中,我感覺不到參與者有極端的憤怒,反而是包含了很多痛苦。當人民感受到巨大的痛苦時,他們通常會透過憤怒表現出來。與其因為他們表達憤怒而對他們生氣,不如幫他們滅除痛苦的根源。我曾看過一部影片,當中有一位警察局長跟著大眾遊行示威,示威者都好開心,因為他們感受到被諒解和支持,而那次的遊行示威也沒有發生暴力事件。

我必須聲明:我不認為那些藉活動而搶劫者是示威者,因為他們的動機與和平示威者的動機完全不同。當警察開始毆打人民、向人們施放催淚瓦斯且反應過當時,暴力滋生且變得更激烈。派遣軍隊上街維安不是明智的作法,因為這加劇局勢的動盪,並連帶引發了暴力。

MeToo運動是必要的,它成功地引起人們對女性遭受性騷擾的關注。國家公權力不得不介入,公司不得不制訂及執行禁止騷擾的政策,立法者不得不通過法案來抵制這種行為。雖然有些女性很生氣,要處罰肇事者,但是其他女性能坦然公開地揭露當時她們被侵犯、騷擾的事件而得到緩解。這些女性所要的是公眾聽見和尊重她們所說的話,但她們不一定心懷憤怒。

我們該怎麼避免陷入暴力、瞋恨等情緒?就是修行佛陀教導我們對治憤怒、怨恨、惡意、報復的方法。這些方法,多數可以不必用佛教的術語傳授給一般人。(見 《平心靜氣:達賴喇嘛談愛、慈悲與容忍》與寂天菩薩《入菩薩行論.安忍品》)。「社會、情緒與倫理教育」(Social, Emotional, and Ethical Learning)設計了不同課程,教導各級學生如何管理情緒。「非暴力溝通」(Nonviolent Communication)也是一個很好的課程,教導我們如何與他人溝通。然而,僅僅學這些方法是不夠的,我們必須持續不斷地練習。

您曾出版《誰惹你生氣?》Working with Anger,教人看清自己的憤怒進而調伏,但必要時,也鼓勵上街頭表達立場,如何拿捏平衡之道?

我既不鼓勵大眾上街遊行示威,也不勸阻。當人民在公共場所以非暴力的方式表達立場時,這可以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。譬如,印度聖雄甘地、美國的馬丁.路德.金恩博士、約翰.路易斯(John Lewis)等人所樹立的典範。這些社會運動者向其他示威者示範如何不被別人的惡語激怒,不對別人的攻擊行為作出反應,而保持非暴力的立場。這種非暴力行為很有效,尤其在美國政府以暴力來回應他們的時候。當人民在電視上看到這一幕時,很多人驚恐不安,激發了他們對美國民權立法的需求。相同地,婦女爭取選舉權運動獲得選票,證明非暴力遊行示威活動是很有效的。總之,每個人都得找到適合自己表達意見的方式。

有兴趣者,请看英文版: Transforming violence with compassio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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